罗马文化强调理性和法治，行为的依据变得重要。
但是在帝王时代，在战乱时期，人治隐然驾驭了法治，形成了特权。
在宗教改革时代，教会、帝国、侯选国里，制度形同虚设，当政者追逐权力和阴谋。
唯独运动意在拨乱反正，着力于宗教、教会，以正人心。
唯独恩典，唯独信心，对抗教会的霸权，恢复了得救之道。
唯独圣经，更重新抬举了法治的精神。
法治是圣经的精神，不但保罗认为律法使人知罪，在摩西时代神就颁布律法。
神与以色列人立约，约柜里有两块石板，是两分立约书，双方以十诫为约定。
路德的唯独圣经，应该影响了加尔文，使得加尔文提出：上帝主权。
上帝之为上帝，就是上帝有主权，不容轻慢，不被利用，不被操控，而是有至高的主权运作万事。
东正教谈奥秘，拒绝理性。态度保守，尊崇千年不变的圣传。
东正教认为圣经是圣传的一小部分，圣传包含了教导、礼仪、还有权柄。圣传不但是运作，更是生活。
相对的，天主教圣经与圣传，圣传是法典，是智慧宝库。在生活运作上有圣礼，有圣人的功德（圣人也就教会认定的义人，圣经说神听义人的代祷），有神的恩典。
东正教虽然强调一个教会，但是更坚持本位主义，鄙视天主教，誓反教（西欧的新教）。
东正教鄙视天主教教宗独大，鄙视誓反教宗派纷争。
东正教却忘记了早年与天主年平起平坐，后来因外患又甘愿屈居第二。
东正教位居皇城，大公会议多次有皇帝召开，多在皇城、皇城附近、或东罗马召开。于是助长东正教的气焰。
在历史上，东罗马凭借天险，在蛮族和伊斯兰教的攻击下，依然残喘了千年之久。
西罗马在历年的内乱、内战，已经是外强中干。这也是为什么君士坦丁统一帝国后，迁都东方。
再加上天灾和瘟疫，西罗马更无法面对蛮族的多次洗劫。
罗马教会成为乱世中安定的力量。蛮族因为教会挺身而退兵，后来查里曼王国又成为教会的保护人。
相对于东方教会的慢速没落，西方教会经历剧烈起伏，先是帝国迫害，后是蛮族洗劫，才得到千年尊荣。
西方教会面对的不仅仅是财富和尊荣，还有政治变迁、人口变迁、地域变迁，如何喂养、如何裁判。
不要以为罗马教会一路腐败。在西罗马亡国后，教会挺身，照顾难民，面对蛮族。
在信仰上也提出许多正确的看法，例如认为：耶稣是人也是神，而且两性合一。
然而，权力使人堕落。到了教改时期，教会和君王一同剥削人民，造成贫富悬殊。
其实，十字军运动带动了商业和科技，也塑造新势力和新文化，这一切都不是旧制度所能够应付的。
所罗门王的富贵岂不是上帝所赐？但是人心离开了神，追求世俗，信仰成了工具。
圣经是历史，是资治通鉴，让人重温人的堕落和神的恩典。
圣经不是圣传，不是告诉人怎么活。圣经告诉人怎么得救。
圣传告诉人，怎么亲近神、怎么进天国。圣经告诉人，怎么脱离罪，怎么与神和好。
圣传看未来，圣经看过去。
圣经小小的算什么？至少耶稣和保罗很重视。
圣传浩瀚，只有神职人员能通。更何况，连小小的圣经都读不通了。
圣传能够解释圣经，因为圣经不过是圣传的结晶。那么耶稣要人考察圣经？直接听道不是更好？
是的，先有传，才有书。先有事，才有史。但是，先有法，才有治。先有约，才有救。
起点在哪里，规矩在哪里，方向在哪里，就在圣经里，历史一贯，道理一贯，系统一贯。
圣经记载法，但是没有一切法。圣经记载事，没有一切事。
因为圣经提纲挈领，而且宾主分明，次要的就不提，主要的就是：神救罪人。
奢谈成为神，不如先认罪。不认罪，就不会有改革。外表的行为并不能表明里面的意念。
圣经不完备，也不可能完备，没有记载各样的法令礼仪，但是明确地说明得救之道。
没有新约圣经之前，已经有了旧约圣经，已经足以证实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羔羊。
圣传不是先于圣经，也不高于圣经。
与其说是解经的乱象，不如说是生活的需要，依海捕鱼，依山种田。
与其说是解经的乱象，不如说是方式不同，靠左走，靠右走，总是确保了交通顺畅。
驱逐异端，迫害异端。人命可贵，不可杀人，所以拘杀异端，这是教会的污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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